可可西里，藏语中意为“群山环绕的地方”。她位于青藏高原腹地，平均海拔超过5000米，高寒缺氧，被视为“生命禁区”。同时，可可西里覆盖着一望无际的草原、点缀着连串的湖泊和皑皑的雪山，在蒙古语中被称为“美丽的少女”。可可西里生活着藏羚羊、藏野驴、野牦牛等许多珍稀动物，尤其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藏羚羊，为世界所独有。而令人痛心的是近年来藏羚羊遭到目无法纪的盗猎者的疯狂捕杀，已经濒临灭绝。1992年7月，青海省治多县成立了西部工作委员会，其下属的反盗猎队伍自称“野牦牛队”，几年来爬冰卧雪，餐风宿露，有力地保护了藏羚羊等珍稀动物和其它宝贵资源。2000年1月27日，天津有线电视台《都市报道》3名记者田双明、毕竟和我远赴3000公里之外的野牦牛队大本营，把天津人民捐助的首批捐款和物资送到他们手中。大年三十儿，田双明和我随同英勇的野牦牛队一起进入可可西里。初一凌晨，在海拔5000米的高原上，在零下40度的低温里，野牦牛队一举抓获7名盗猎分子，我们记录下了这惊心动魄的过程……
　　大年三十儿，出发今天是进山的日子，2000年2月4日。今天还是农历兔年的最后一天（腊月廿九，小月，无三十儿），过了今天，龙年就该来到了。
　　早晨9点多，老田招呼我起床，看看窗外也就刚有点儿亮。格尔木和天津有近两个小时的时差。
　　老田利索地收拾东西，我不敢怠慢，手忙脚乱，才能赶上他的节奏。转业之前，他当了十几年的海军。我们俩都属狗，他比我大一循。我们把一些用不着的东西存到宾馆前台，告诉领班我们要进山，这些东西过些天回来取，她脸上满是惊愕的表情。
　　走出宾馆的时候，除了我手上提的摄像机和老田手上一个装了电池、灯和充电器的箱子，我们每个人肩上只背了一个装随身物品的小包儿。在这一点上我们非常投脾气，除了真正的必须物品，绝不多带东西。从宾馆到野牦牛队驻地有四五百米的距离，我们俩互相看了一眼，走！省下这5块车钱。
　　野牦牛队位于柴达木中路上的驻地，是一座二层小楼，连办公带住宿，成了家的队员大都住在这里。西部工委办公室靳炎祖主任正指挥着队员们准备进山的东西，野牦牛队的负责人、治多县西部工作委员会副书记梁银权有病回家休养，现在靳主任负责队里的一切事物。
　　队员们和他们的妻子见了我们都热情地打招呼，但看起来他们并不快乐。过年了，今天就是大年三十儿，“年”似乎伸手就能摸到，但他们却不可能一起享受“年”的滋味了。孩子们期盼已久的年夜饭、电视里的春节晚会、亲朋好友的来访，都只能是女人、娃娃们自己的事情了。
　　前不久的2000年1月18日（索南达杰牺牲纪念日），野牦牛队刚刚实施了一次进山反盗猎行动，中途一辆车损坏，剩下的两辆车继续前进。在已经发现盗猎分子踪迹的关键时刻，队员白辰却由于高原反应突然大口大口吐血，行动不得不终止。这次进山，队员们是憋着一股儿劲的。
　　拉巴、伊加、尕仁青、东周、扎尕……这些拗嘴的藏族名字现在已经很熟悉了，他们把行李、食品、煤炉子、帐篷一样样地装上东风卡车，老田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来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学生马飞鹏也将参加我们这次进山行动。他是一名正牌儿的环保志愿者，寒假里自费来到格尔木，每天和野牦牛队的单身汉们吃住在一起。小马搜集了许多队员们的事迹和资料，准备回到北京向更多的人进行宣传，并打算在互联网上开一个藏羚羊保护专门网站。得知这次进山行动，他放弃了回家与亲人团聚的机会。
　　中午的时候，宫布·扎西开车匆匆赶过来，他的吉普车有些问题，这两天刚刚大修过，昨天晚上，机器磨合了一夜。
　　在家属们关切的目光中，我们两名记者、马飞鹏和10名野牦牛队队员，分乘一辆东风卡车和两辆吉普车踏上了可可西里之路。

出格尔木，我们沿着昆仑山麓的边缘一直往西。我们的吉普车上坐了5个人，尕仁青开车，除了老田和我，再就是队员东周和陈永寿。这是一条通往新疆花土沟的石子儿路，路整修过，上面铺了一层鸡蛋大小的碎石头和沙子。虽说不太难走，但是吉普车行驶在上面发出的噪声极大，车身一直在抖动着，坐在车上真不是滋味儿。已经是大年三十儿的下午，原本偏僻的道路上根本见不到过往车辆，只有我们的3辆车扬起一路烟尘，尕仁青说这时候见到别的车辆准是盗猎分子的。
　　为了拍摄，我一直随手拿着摄像机。刚开始还新鲜，见到路边的草原、沙漠、盐滩都拍上一阵，几十公里下来景色别无二致，也就腻了，10多公斤重的摄像机也感觉越来越重。
　　这价值20多万的设备可是我们的身家性命，再后来手脚都颠得麻了，只好让车停住，把摄像机装到箱子里去。谁知这一装进去，竟然耽误了拍后面的精彩镜头。
　　路经一个蒙古包，尕仁青把车停下来。也许是听到外面的车响，一个蒙古族老汉走出来，尕仁青拿了一个大号的玻璃杯，两人互相打了个招呼，老人接过尕仁青手里的杯子，转身回到屋里。我借机问尕仁青。“认识？”“不熟，以前也要过水。牧民好客得很，要水、要吃、要住，都没问题。”说话间，老人已经走出来，杯子里装满热腾腾的茶水。上车后，尕仁青告诉我，这里是格尔木市的乌图美仁乡，几百户蒙古族牧民散居在2万多平方公里的草原上。
　　我心想，好大面积的乡，比整个天津市还要大。没想到尕仁青后面说的话更让我的舌头伸了半天没缩回去，格尔木还有一个乡叫唐古拉乡，面积有6万多平方公里，比台湾省都要大呢。
　　到乌图美仁乡政府所在地的时候，天渐渐黑下来，其实，那儿只是有十几座房子。远远望过去，房子上面还能见到接收卫星电视的“锅”。
　　天完全黑下来的时候，我们在路边停下来，因为有一段时间没见到宫布·扎西的车了。
　　气温下降得很快，穿着棉衣棉裤外加羽绒服仍觉得冷。我提议烧堆火，一来能让后面的宫布·扎西看得到，二来还能取暖。尕仁青有点儿犹豫，担心草原上要是着了火不好收拾。
　　老田倒是很支持我的想法，说弄点儿草到路中间来点火，大家注意点儿就没事了。
　　路边的草都有半人高，冬天里已经干得脆脆的，用手很容易就能折断，我们俩一会儿就弄了一大堆。没想到要点火时出了麻烦。我向老田要过火柴，连划十多根，都是烧完蘸磷的火柴头儿就灭掉了。我心想，这肯定是假冒伪劣产品。后来我干脆拿出五六根火柴一起划，还真有成效，火柴倒是着了，没想到草又点不着了。活见鬼！这么干的草竟然点不着。我一生气从尕仁青手里要过一个打火机，又弄了些容易着的草叶在一起，总算是看到了红色的火焰。
　　火越烧越旺，映红了大家的脸庞，我的心情也随着火苗跳动着，似乎又回到了童年的“篝火晚会”。刚刚弄的那堆草很快就燃烬了，我跑上跑下，从路边的沟里折了干草再放到火堆里去，乐此不疲。
　　宫布·扎西的车来到的时候，我已经弄得快成了一个土人，那些草叶子缝隙里都是土。
　　宫布·扎西说他的吉普车水箱有问题，防冻液都漏掉了，他修了半天，也没什么好办法，只是把备用的防冻液加上了，现在还在漏。
　　用土埋葬了那堆火的残骸，我们继续上路。
　　我激动的心情逐渐平静下来的时候，心里突然咯噔一下。刚才那火柴不是假冒伪劣产品，点不着火完全是因为高原缺氧。物品燃烧有两个条件，一是温度超过燃点，再就是有足够的氧气。没有氧气，汽油都不会燃烧，而氧气浓度高的时候，钢铁也会烈焰熊熊。没想到，初中老师传授的知识在这里得到验证。
　　想一想马上就要进入平均海拔5000多米的可可西里，不由得有些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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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晚上9点半的时候，我们已经行驶了300公里，到达甘森。甘森只有十几户人家，但却是个“大”地方，1：800万的中国地图上都清楚地把这里标出来。我们停下来，是因为这里有一个输油泵站，得想办法借些工具把宫布·扎西的车修好。
　　尕仁青到院子里找人，我也下车方便一下。好冷！速战速决。东周说现在气温只有零下二十几度，里面还要冷得多。
　　被冷冻的高原夜空能见度极好，璀璨的星空宛如缀满了钻石的黑色锦缎笼罩在头顶。一颗颗，一群群，忽闪着眼睛，不知比以往见过的多出几倍。
　　泵站的孙主任大步走出来，把我们迎了进去，走进有暖气、热烘烘的屋子，顿时感觉四肢舒坦。
　　泵站的十几名职工刚刚吃过除夕大餐，正在看春节晚会，没想到三十儿晚上还会有人光临。泵站也是个艰苦的单位，海拔3000多米的高原上，人迹罕至，职工们每隔45天轮换一次到基地休息。孙站长是个热情的东北汉子，不由我们多说，便吩咐厨房给我们准备酒菜。
　　靳主任和尕仁青还想推辞，身高足有一米八的孙站长伸手将两人摁住，“今天过年，你们到这儿就是贵客，修车用什么东西随便用，酒是一定要喝的。”这种情形下，太多客气就有点儿“虚”了，盛情难却嘛。
　　宫布·扎西、东周、小安、吕长征几名队员先去修车，帮不上忙的我们几个，先享受这顿丰盛的除夕年饭。孙站长说起他和尕仁青结识的经过：去年冬天，尕仁青带领几名队员抓获了几名盗猎分子连着走了几天几夜，才从山中出来，半夜里到了甘森，又累又困又饿，就在泵站过道儿里睡了一夜。尕仁青接过话头儿说，那是睡得最美的一夜，当时实在没力气搭帐篷了，再说过道儿里有暖气，比在可可西里强多了。孙站长说从那次以后两个人关系一直不错，他也从电视里看过野牦牛队的报道，从心里佩服他们。原先觉得他们自己干的已经是很艰苦的职业了，比比野牦牛队，又差多了。而且认识野牦牛队员以后，他和站里的职工们还改掉了打猎的习惯。甘森周围有不少野生动物，原来闲着无聊的时候，职工们经常去打猎。
　　现在一想起野牦牛队出生入死地保护它们，就真下不了手了。
　　我们用了20分钟的时间吃了一顿热情简短的年饭，实在是不敢耽误时间，靳主任说盗猎分子最有可能晚上出来，我们得尽快往前赶，堵住出山的道路。
　　泵站大门口灯光下面，宫布·扎西他们还忙得正欢。地上一个大号儿洗衣盆里装着些蓝色的防冻液，都是从坏水箱里放出来的。水箱也快焊好了，手里没活儿的人赶紧轮流去吃饭。
　　离敲响新春钟声还有一个小时的时候，我们离开甘森。

过了甘森，我们下了石子儿路转向南行。这时，“路”已经不能称其为“路”了，只是有些“前车之鉴”罢了。盐滩上最好走，地面又平又硬，车行驶在上面，没什么声音。而草原上都是夏天陷车留下的沟槽，颠的要命。走上沙漠地带，吉普车必须拉上前加力，发动机发出哼哼的闷响，吉普车扭来扭去地跳着“迪士高”。
　　几种路况交替组合着，我们3辆车慢慢爬高，驶出50多公里，才进了山口。
　　昆仑山是东西走向的山脉，南北方向有200到300公里宽，我们现在走的路就是要从它的“腰”上穿过去。以前盗猎分子大都是从青藏公路进去，后来野牦牛队在青藏公路加强堵截，又建立了自然保护站，盗猎分子不再敢从那边进山，又从甘森这边开辟一条进山道路。
　　但这条路夏天有些大的河流成为天然的屏障，只有冬天才能进去。野牦牛队现在已经发现了这条路线，从这儿进山抓获了几伙儿盗猎分子。
　　我们3辆车在山谷中穿行，路越来越难走，低洼处还覆盖着积雪。左绕右绕，还要加上坡下坡翻越山头，我们的运动轨迹是“三维”的。
　　我们眼“看”着外面越来越冷，车窗上结了厚厚的一层霜，左边、右边、后边，甚至连前边也是一层白花花的冰霜，只有正副驾驶前面暖风吹着的地方有两个三角形的缺口。那两个缺口只有20厘米高，开车的尕仁青不得不把头低下些。那些冰霜都是我们的哈气碰到窗玻璃上的低温形成的。
　　虽然吉普车的暖风已经开到最大，但却抵挡不住外面冷空气的入侵。我在天津专门购买的羽绒服已经不起作用了，朔风嗖嗖地钻进来，尤其是靠近车门的那半边。下半身两条毛裤也顶不住了，只有脚下那双羊羔皮的军用棉皮鞋还挺争气。老田从后面拿出两条被子，一人一条我们盖在身上，陈永寿又把他的棉大衣扔了过来，真是雪中送炭，心里一下子就热乎乎的。我把这件里面是羊皮的大衣围在我的右前面，正好挡住从车门缝隙吹进来的冷风，太好了！
　　我估计就在这时候，新春的钟声敲过去了。尕仁青说外面的温度肯定是零下30多度了，好在没有刮风，要是有风的话，人根本在外面呆不住。上次队员吕长征在山里修车，把手冻坏了，回家直流黑水。
　　我正诅咒寒冷天气的时候，尕仁青突然把车灯灭掉了。我吓了一跳，还以为车出了毛病。
　　尕仁青抬起手，“你看，有情况！”说完跳下车去，我们几个随后也下车。前面宫布·扎西、靳主任几个人也站在路边。星光下，四周都是山的魅影，什么也看不到。忽然，一道光柱在左前方划破夜空，晃了一下又隐掉了。这回，连我也看出来了，肯定是山那边有一辆车，上坡的时候车灯打向天空。
　　是盗猎分子的车！我的心怦怦直跳。那边东周在靳主任的命令下，拿了一个手电筒，一边划着圆圈，一边向后面几百米远的东风车跑去。东风车不明所以，还开着大灯呢。野牦牛队缺乏通讯设备，简单的前后联络都做不到，真怕我们的灯光也被盗猎分子发现。

大年初一凌晨2点抓获7名盗猎分子
　　东周往回跑的时候，盗猎分子的车灯又出现了几次，可我们的东风车黑了车灯靠过来的时候，盗猎分子的车灯竟也不再出现。我这时也醒过味儿来，赶紧去拿摄像机。无奈摄像机的箱子在最下边，上面压的东西一直摞到车顶。我还没碰到箱子，那边靳主任和尕仁青已经商量好了分头追击，不敢耽误大事，匆匆把东西堆了回去。
　　我们和尕仁青的车沿着山坡上的道路走，靳主任一路走山谷里。虽说已经见到灯光，但尕仁青说至少有10多公里的距离，这里能见度好，灯光能看出很远。
　　吉普车至少比刚才快了1倍，车不时地跳起来。追击的时候我们重新打开了车灯，否则肯定会翻掉。尕仁青弯着腰，双手紧紧握住方向盘，眼睛死死盯住前方。车里没有人说话，空气有点儿紧张。
　　翻过山头，我们的两辆车又会合到了一起，依然见不到盗猎分子的车灯。
　　我的手紧紧抓住前面的扶手，大衣和棉被也都扔在一边，我感觉不到冷，手心里还有些湿津津的。
　　又翻过一道坡，一辆吉普车倏然出现在眼前。刹车片两声凄厉的怪叫，我们两辆车围着它前后停住。“啪！”一声脆响打破山中的宁静，不知谁开了一枪。
　　我顾不上看前面的情况，车子停下来的时候，我以最快的速度跳下来。我要拿我的“枪”！
　　在短短几十秒的时间里，我已经摸到了我的摄像机。一切阻碍我的东西都被我扔了下去。
　　开机！机器里带子电池都是准备好的，我一边往车前跑，一边打开开关，按下录制按钮。
　　“别动！”“老实点儿！”“把手举起来！”呵斥声响成一片，藏族小伙子们平时不很流畅的汉话这时格外威猛。啪的一下，前面一片光明，老田已经在我身后打开电池灯。
　　地上已经有几个人跪在那里，马飞鹏一手拿着枪，另一只手从车里掏出一个盗猎分子。
　　“没了，这是最后一个”。小马一边说，一边转过身把盗猎分子扔在地上。看来，我还是耽误了不少精彩镜头。
　　镜头从刚刚摔在地上的那个盗猎分子摇过去，1，2，3，4，5，6，7。好家伙，一辆车里竟然装了7个人。跪在最左面的年龄最大的盗猎者估计是第一个被抓下车的，可能因为抵抗受了“优待”，鼻子流出血来。
　　“身上刀子哩？”眼角上有一个马蹄留下印记的队员扎尕凶巴巴地向跪在地上的7名盗猎分子喊着。天冷再加上害怕，举着双手跪在地上的盗猎分子都是浑身哆嗦。没人拿出刀子，扎尕和东周去他们的腰间、小腿侧面摸索，还真是没有收获。
　　宫布·扎西和尕仁青从盗猎分子的吉普车里拿出两包东西走过来放在盗猎分子前面。嗬！
　　子弹，一大堆黄灿灿的子弹，还有好多都是整盒包装的。宫布·扎西把那个长包解开，里面是两支拆开的步枪。看来这些盗猎分子对我们一点儿没防备，枪支都没打开包。
　　我跟着尕仁青把吉普车里外查看了一圈，土绿色的“北京2020吉普车极其破旧，右边前车门儿的车窗玻璃坏掉了，用编织袋堵着。座垫都是塌陷的，后座后面码放着五六个装满汽油的塑料桶和一些杂物，车顶上有两个鼓鼓的大编织袋子，车后面还拴了一个。不用问，那肯定是藏羚羊皮。这些残忍的盗猎者打死羚羊后，都是立即把皮剥掉，其它就全部抛弃了。
　　东风车赶上来了，陈永寿爬上车厢拿出一个麻袋，咣的一声扔在地上。队员小包上前解开麻袋，唏哩哗啦倒出一堆自制的脚镣，拿起来给盗猎分子戴上。两个人用一副，一人脚上一只。刚才还义愤填膺的队员们松了口气，看着盗猎分子冻得哆哆嗦嗦的样子，命令他们原地跳跃取暖。零下40度的低温里，怕他们冻坏。
　　我对着一个年轻的盗猎者拍摄，问他打了多少只羚羊。东周过来一把揪掉他头上遮住半张脸的棉帽子，小马也过来帮忙，询问山里的情况。原来这伙盗猎分子已经在山里呆了1个月了，打死了70多只藏羚羊。7个人是开着3辆吉普车进去的，中间坏掉了一辆，出来时又有一辆车掉到冰湖下面去了，而且食品衣被都在那辆车上。他们也已经3天3夜没吃饭了，刚才是打算在路边休息一会儿。他们也看到了我们的灯光，却以为是进山打猎的，没做任何准备。他们做梦也没想到，野牦牛队会在大年三十儿晚上进山，挣开眼睛的时候，枪口已经对准了他们的脑袋。
　　7个垂头丧气的盗猎者被塞回他们自己那辆吉普车，夹在我们3辆车之间开始往回走。
　　我问尕仁青，“去哪儿？”“沙窝宾馆。”尕仁青拉长尾音得意洋洋地说。宾馆？在这茫茫的昆仑山深处，会有什么样的“宾馆”迎接我们呢？

返回的时候才抽空看看时间，凌晨2点30分。
　　车灯照在前面盗猎分子的车屁股上，破吉普车没有牌照，尕仁青说那是一辆典型的“盗猎车”。与其他大部分盗猎者一样，这7名盗猎者也是海东一带的回民，在金钱的诱惑下，他们不惜违反国家法律、铤而走险，结成团伙，购买快要报废的吉普车和小口径步枪，到可可西里猎杀藏羚羊。根据我国法律规定，猎杀藏羚羊这样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3只以上就属于特大案件，盗猎者将被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虽然颠簸晃动，我们的车灯却如同照妖镜一样一直罩在那辆“盗猎车”上，这次盗猎分子们“赔大发”了。
　　凌晨3点钟的时候，我们4辆车停在一个山坡上的几间低矮的土屋子前面。不用问，这就是“沙窝宾馆”了。听到响动，最南头一间屋子里亮起一点点光亮，我跟在尕仁青的身后进门，令人惊讶的是我1米74的身高竟然还要低头而入，我一向以为进门儿低头都是“高人”的事儿。
　　屋子里点着一支蜡烛，一老一少两个男人刚从被窝儿里爬出来，从他们脸上看不出太多的惊讶。看样子和野牦牛队挺熟悉的，这种场面也不是第一次见了，倒是他们对我手中的摄像机格外关注，目光不时瞥过来。老者有50多岁的样子，起身把门边的炉火弄旺些，回过身来还递过一盘葵花籽儿。小伙子起身到外面招呼其他的人。陆续又进来七八个，尕仁青拿起炉子上的铝壶张罗着给大家倒水，小屋里热闹起来。身后的床上隐隐飘过来久未洗过的被褥的味道，和炉子里刚刚燃烧的新煤以及队员们抽的劣质烟草的味道混在一起，我竟然觉得很亲切。外面是冷漠的冬夜和茫茫的昆仑群山，小屋里的炉火和热茶释放着久违的暖和，这种气氛、味道使我感到温意与生机。
　　年轻的小伙子叫巴特尔，是个又高又壮的蒙古族青年。巴特尔在蒙语里的意思是“英雄”，他告诉我，这几间房子是附近一个铜矿的，矿里现在没有人，还有些设备，他们俩是专门留下看设备的。巴特尔说的另一个消息让野牦牛队队员后悔得直拍大腿。昨天下午，一辆卡车和一辆吉普车从这儿出去了，车上有不少羊皮。
　　外面发电机轰轰地响起来，屋子里亮起了爱迪生发明的白炽灯，巴特尔说他好久都没见到电灯的光亮了。
　　说到刚才抓获盗猎分子的情景，大家突然注意到马飞鹏斜躺在里面床上，满脸煞白。靳主任过去问候，小马说头晕，没劲儿。靳主任扶他躺舒服些，告诉他是刚才用力过度了。高原上不比平地，氧气含量少得多，肌肉还没什么，心肺就受不住了。小马个头儿不高，但却是个身体棒棒的小伙子，他是公安大学侦察系的4年级学生，平时训练少不了。看小马难受的样子，心里有些后怕。
　　出去转了一圈儿，天比刚才还冷。陈永寿正在隔壁的两间屋子生炉子，7名盗猎分子挤在北头一间屋子里，队员们给他们拿来了馍馍和榨菜，他们正贪婪地吞咽着。这间屋子里的炉子也点着了，野牦牛队员把他们照顾的还挺周到。3天3夜没吃饭，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倒是把他们救了。几个盗猎者有吃有喝还有火烤，看起来也放松多了，狼吞虎咽之余还能抽空回答我两句问话。挨过打的那个50多岁的盗猎分子眼中还有些敌意，一句话都不说。刚才采访过的年轻小伙子告诉我他是第一次进山，在山里头疼的厉害，感觉快要死了。问问其他人，也都头疼，在里面高海拔的地方没有不反应的。看来这些盗猎者也都是在玩儿命。
　　出来后我问尕仁青，“为什么现在不对盗猎分子凶了呢？”“一见到盗猎分子恨不得把他们吃掉，他们在可可西里杀羚羊，心里气得很。再说一开始厉害一点儿也是为了把他们震住，盗猎分子手里有刀有枪，不把他们制服也不行。”尕仁青只回答了我一半的问题，另一半，我想已经从和他们的接触中自己找到了。这些藏族汉子都非常纯朴，平时对人极少有戒备心，在他们眼里没有什么坏人的概念，哪怕是对这些盗猎分子，过了开始那一阵儿，现在已经把他们当作“人”来看待了。
　　从格尔木出来已经有将近500公里了，连续行车再加上抓盗猎分子，大家也都累了。兴奋劲儿过去，大家分头休息。我、老田、靳主任被安排在靠近“宾馆值班室”的那间屋子里，屋子里只有两张光光的破旧单人木板床，我们把两张床并起来，3个人横着睡。搬床的时候木板掉了好几块，我真担心那床会突然散架。我们把能铺能盖的东西都拿进来了，衣服是不敢脱的，下面铺了两床从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拿来的军被，上面是我们在格尔木新买的羊毛被、军被、羽绒服和陈永寿的大衣，背包充作枕头，四处看看，又把吕长征借给我的棉军帽戴在头上，我这也算全副武装了。
　　躺在被窝里，靳主任说，这个“沙窝宾馆”是“五星级”的，比在外面睡帐篷不知要强多少倍

吃过东西，老靳安排下一步的行动。东风车和东周、扎尕、陈永寿3名队员留在这里看守抓获的盗猎分子，其他人上午再到前面看看，前面60多公里的地方还有一个岔路口。
　　高原上的太阳刚一出来就分外耀眼，从残余的积雪上反射回来，眼前一片白花花的。昨晚一场混乱，我花了5块钱从格尔木市场上买的墨镜早已不知去向，这时只能眼巴巴的看着老田戴上宽大的墨镜。吉普车在山谷里穿行，我坐在左侧靠车门的位置，太阳的逆光里，奇形怪状的山头变幻着各种飞禽走兽的形状，如同上演一出皮影戏。
　　再往前走，两辆吉普车停下来，宫布·扎西指着东边的山头向我说：“你看，盘羊。”果然，山脊上十几个黑点向山头移动着。宫布·扎西的眼睛最“贼”，上次去保护站的时候也是他最早发现了好几种动物。我拿了机器跟着宫布·扎西往山坡上爬，想再靠近些拍摄。一边爬，宫布·扎西告诉我，盘羊是一种非常神奇的动物。它头上的角会一直盘旋着生长，有的羊角长到鼻子里去，更多的则是长得比嘴巴还靠下，羊自己就吃不到草了，最后活活饿死。
　　盘羊还被藏民称作“大头羊”。
　　爬上一个坡，我已经累得气喘吁吁。拿着20多斤重的摄像机在高原上爬坡，心脏恨不得跳到胸腔外面来。不敢再往前走了，找个地方把机器放好。现在我已经习惯了把机器放在地上的拍摄方式，一是省些力气，再来也可以更稳些。从镜头里看过去，盘羊比肉眼看得清楚多了，我们的摄像机镜头是16倍的，一台机器价值20多万人民币呢。这几只盘羊都是灰颜色的，看起来还比较“年轻”，头上的角虽大，但还没到威胁“吃饭”的地步。盘羊在山头的岩石上跳来跳去，体态轻巧，两只身材较小的盘羊比较顽皮，走两步就用他们两只大角互相顶两下。
　　拍摄完毕，吉普车继续前行。不远处我们又见到岩羊，岩羊又被称为石羊，皮毛也是灰色，只是身材比盘羊略小些。岩羊也生活在峭壁之上，平时不易见到。从岩羊灵巧的姿势来看，岩羊的攀岩技术也比盘羊高出不少。尕仁青告诉我们，这两群羊都是早晨下山来喝水的，正好让我们碰到。
　　翻过一座山头，我们开始沿着一条河走。两边的山离得越来越近，河边的平地越来越窄，后来，我们干脆就被挤到河面上去了。走在冰面上，吉普车变得又稳又安静，只是车轮压过冰面上的裂缝时发出轻微的脆响。
　　一条小溪加入的地方，河面上起了一个1米多高的大冰棱。这里正好是一个转弯的地方，小溪的对面是石壁，一些巨石还探到河面上来。吉普车不敢硬闯，所有的人都下来推车。吉普车空有一身力气，但对冰面却是无可奈何。飞速旋转的车轮并不能让汽车前进半步，吉普车横着向河面低的一边滑去，眼看撞到河边的大石头，吉普车只好败下阵来。如此反复几次，车轮甩起的泥水弄了大家一身，车还是没过去。
　　歇了一会儿，老靳想出了一个主意。所有人都集中到吉普车侧面，抵住吉普车侧滑的力量，再去旁边弄些黄土洒在冰面上。别说，这个办法还挺有效，冲坡一次成功。
　　继续在冰河上前行，连续几公里都平安无事，与出来时颠簸的路面相比，简直是太幸福了。只是这边积雪越来越厚，还能清楚地看出几道车痕。尕仁青说，肯定是前两天出山的盗猎分子留下的，其中肯定也包括昨晚抓获的那辆车。说起盗猎分子，我想起了他们说过的掉进冰湖的那辆车，心不由得揪了一下。
　　再往前走，冰河突然消失了，在一个碎石坡前消失得无影无踪。大自然真是神奇，我猜想那条河肯定是变成了地下河，也许不知在什么地方它又会变成奔涌的泉水冒出来。

中午的时候，我们见到了藏野驴。
　　这里是一大片狭长的草原，南边山下面有一条东西走向的河流。太阳照射下，河面上升起淡淡的雾气。尕仁青告诉我，过了这条河再翻过对面那座山就是真正的可可西里了。可可西里有“大可可西里”和“小可可西里”之分，“大可可西里”是指包括昆仑山、唐古拉山在内的青藏高原腹地的大片地区，约有12万平方公里，“小可可西里”则是指可可西里山、可可西里湖以及周围的草原，面积约8万平方公里。尕仁青说的就是“小可可西里”。
　　发现野驴的时候，野牦牛队员正在察看路上的车痕，这里有一个路口。宫布·扎西说他们能分出大车还是小车的车痕，甚至还能看出是上行的还是下行的。正沿着一道可疑的车痕往前走的时候，尕仁青突然抬手一指，“野驴，你看，20多只哩。”果然，西边坡上，一群野驴正在悠闲地吃草。藏野驴是高原上除了野牦牛之外个头儿较大的动物，上面是灰褐色的皮毛，肚皮则是白白的，200米之外也能看得清清楚楚。野驴是食草动物，它们可以说是与世无争，高原上的食肉动物狼有黄羊、羚羊、盘羊、石羊等充足的食物可以果腹，对大块头儿的野驴不感兴趣，除非野驴自己受伤或者病倒。藏野驴也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全身都是宝，老靳就曾经对我们表示过担心，一旦藏羚羊被盗猎分子打完了，藏野驴很可能成为下一个目标。藏野驴在整个青藏高原上都有分布，只是在可可西里数量较多。
　　那条车痕的嫌疑最终被排除了，争论的结果还是说车痕是昨天抓获的盗猎分子留下的。
　　走了一上午，再加上推了半天车，大家都饿了。在一个稍微背风的地方，我们围坐在一起开饭了。这顿大年初一的午餐还算是丰盛，除了野牦牛队员带来的“馍馍”之外，我和老田把原来打算应急的罐头也贡献出来了。听说以前野牦牛队经常困在山里，断粮的事儿也发生过好多次了，临来之前，我和老田在格尔木的市场上买了些罐头和压缩饼干带在包里，万一有情况也可以撑些日子。只是没想到刚进山第一天就擒获盗猎分子。罐头是普通的凤尾鱼和午餐肉，可队员们都吃得津津有味。宫布·扎西说，他们每个月只有210块钱的工资，平时也舍不得买这些东西吃。我听了这些话，心里真不是滋味儿。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出生入死，拿的却是每月210元的工资。
　　我们没带水出来，大家吃得差不多的时候，尕仁青拿了两个空罐头盒去装了两罐冰雪回来。别说，我还真觉得口渴了。拿起一块尝一尝，嘴里“火辣辣的”，可可西里的冰雪肯定没受过污染，也可以算是“绿色食品”了。
　　从老靳和尕仁青的对话来看，我们今天就要返回了，我们不可能带着7名盗猎分子和他们的破车去进山巡逻。
　　没有发现异常情况，下午2点，我们启程返回。听到要回家的消息，尕仁青和宫布·扎西把吉普车开得飞快，上午4个小时的路程回去时只用了一半时间。为了节省时间，翻过一座山头的时候，两辆车没有绕下面的山谷，而是直接把车开上了山头。下山的时候，坡度足有60度，感觉汽车快立起来了，尕仁青还一直安慰我，“没事，没事，在可可西里这样的路多着呢。”河谷里，布满石头的路上，我感觉吉普车已经变成了振荡器，我的手根本就来不及抓住把手，头在车顶和车门上来回碰撞，幸亏有棉帽子抵挡。虽然我没有晕车的毛病，可我肚子里的零件却受不了这番折腾，到“沙窝宾馆”的时候，我的五脏六腑都疼得要命。
　　大家回家的要求都非常强烈，靳主任只好改变了在“沙窝宾馆”休息一晚的初衷，带着盗猎分子连夜返回。大年初二天蒙蒙亮的时候，我们到达格尔木。
　　来回41个小时；行程1300多公里；抓获7名盗猎分子；缴获步枪2只、子弹1600多发、藏羚羊皮73张；好一个难忘的龙年春节。

第二次进入可可西里

第1天，5月28日，天津，出发

　　2000年5月28日上午10点，天津有线电视台“拯救藏羚—环保西部行”活动启动仪式在天津自然博物馆举行。
　　今天，是“拯救藏羚—环保西部行”启程的日子，也是我30岁的生日。
　　早上8点，当我来到天津自然博物馆启动仪式现场时，一种莫名的激动涌上心头。晴朗的天空中飘动着“西部行”的宣传条幅，4台出行车辆和《都市报道》的两辆采访车齐刷刷停了一排。眼见为期1个月的西部行采访即将启动，半年以来的策划准备即将变成现实，除了激动之外心里还多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都市报道》4名记者（田双明、毕竟、董国旭和我）参加这次西部行活动，沈国华主任特意叮嘱我们保存体力，不用再跟着忙活仪式。可我们有线台第一次搞这么大规模的采访活动，十几个同事忙得晕头转向。编辑石艳丽满脸通红，也不知是忙的还是日头晒的，一看见我马上就给我找了一个差事，帮她落实红光中学藏族学生舞蹈的音响。我也摸不着头绪，最后还是陈欣帮了这个忙。
　　整个出发仪式热烈而紧凑，半个多小时里高潮迭起，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远鹏等许多领导出席仪式，一些中小学校、“青年野牦牛队”和各界群众数百人也赶来为我们送行。
　　出乎意料的是现场又有许多单位、个人为野牦牛队捐了近两万元。一个叫田园唯巍的5岁的小男孩儿一下就捐了3000元，野牦牛队员日尕把他高高举起。
　　忙中出错，刚出天津就发现沿途用的宣传单没带，在引河桥等了半个多小时郑刚才把东西送来。到了北京，在中国人民大学要与北京电视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CHINABYTE网站联合搞活动，布置会场时又发现横幅也没有带，只好把环保西部行的旗子挂到现场，又让宫布·扎西和日尕穿上我们的宣传衫。同时赶紧与下一站宣传地呼和浩特联系，委托他们制作，不能再耽误下一次了。
　　北京的媒体和热心环保的人士也对藏羚羊保护分外关注，现场气氛热烈，梁书记等人回答了一个又一个问题。活动现场还展示了一条“沙图什”披肩，2米宽3米长的样子，天蓝色，让人惊奇的是这么大的披肩竟然可以从小小的戒指中穿过。这种极度松软、保暖性又极好的“沙图什”披肩，在欧洲每件可以卖到2-3万美元，成为欧美贵妇人争相炫耀的饰物，也是藏羚羊为之丧命的根源，藏羚羊绒是世界上唯一可以制作这种披肩的原料。
　　这次在北京的活动，“拯救藏羚网站同盟”的宋刚做了不少穿针引线的工作，在活动现场，他还介绍我结识了《人与自然》网站的杨杰先生。我们约定，我沿途随时发回西部行的消息和图片，由他们两人负责在两个网站做全程跟踪报道。
　　活动从下午4点一直进行到将近7点，延长了1个小时。活动结束后，冲出北京大学生的重重包围花了不少力气，在《北京青年报》女记者孙丹萍的特意安排下，我们环保西部行的一行人“夜游”了一次水上北京，乘游船往返玉渊潭到颐和园之间。其实，这主要还是为野牦牛队队员安排的，他们来一次北京太不容易了。孙丹萍是第一位进入可可西里的女记者，去年6月，随着野牦牛队在海拔5000多米的可可西里巡逻了29天，最后断粮好几天。梁书记一提起她就挑大拇指。除了孙丹萍之外，一直关注野牦牛队的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记者陈响园、《中国环境报》记者丁品、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的胡佳、“拯救藏羚网站同盟”的宋刚和北京的大学生马飞鹏、马昭等也一直陪着大伙儿。
　　吃完饭，回到西郊的皇苑宾馆已是将近深夜1点钟了。

第2天，5月29日，榔头沟：向老天还债

　　在电话铃声中睁开眼睛，第一个反应是坏了，迟到了，昨晚约定早晨6点出发而现在都快6点半了。以最快的速度刷牙洗脸，背起编辑机跑到楼下，还好，不是最晚的。昨晚，整理图片、发E-mail，弄到凌晨3点多，其他人也都因为28日一天太紧张了，不约而同没起来，两名北京汽车摩托车联合公司派来的司机表现出极高的职业素养，他们自己说早晨5点半就在楼下做好了准备。
　　今天，我们的主要目的地是丰宁县的小坝子乡，那里的沙子已经埋上了房顶，前些日子朱镕基总理还专门到那里去过。早饭是在距离北京70公里的怀柔县城吃的，马路边上，我们一行14人几乎把两个相邻的早点摊儿吃光了。领队的田双明在早点摊儿上开了个临时会议，强调应遵守纪律，出发一定要准时。
　　不到12点，抵达丰宁县城，这里属河北省承德市管辖。我们先问清了小坝子乡怎么走，然后在县城找了一家餐馆吃中饭。小馆不大，老板却是精明麻利，不用我们点菜他就推荐了10个菜，大都是当地出产的野菜和一些家常菜，出人意料的是这顿饭颇受大伙儿的欢迎。大家都把28日在北京的两顿饭数落了个够，席间，饭馆老板还自作主张上了几个凉菜也都挺爽口，结账后老田总结了4个字——好吃、实惠。

虽说已经问过了路，下午还是出了麻烦。先是在一个应该左拐的叉路口儿，老田驾驶的1号车和郭师傅的2号车直行冲过去，急得我们在后面一个劲地按喇叭，总算是没出错儿。
　　一路走过去，在一个叫“佛珠洞”的山口发现了沙化的痕迹，十几个人还下来照了一通照片，再往前走沙子却越来越少了，只是路边有些新种的树苗儿，并发现了“北京新闻林”的石碑，当时还想，是不是前面有天津记者林。开出了20公里，大伙觉得不对劲，正好前面有辆长途汽车开过来，老田过去打听，坏了，走过了！本应该就在刚才发现沙子的地方拐弯，我们却根本就没发现。掉过头来，这一次不敢大意，回到刚才发现沙子的山口找到了一条隐蔽的小路。这次肯定对了，因为路上的沙子越来越多。路过一个小村庄，我下车再次问路，路边一个老太太一听说找朱镕基总理到过的地方，不等我说完马上向前一指“就在前面不远”。
　　村民周庆容家沙子上屋顶的景象，虽然早已被各种媒体广泛宣传，亲自到现场后，我们仍感到十分震惊。两米多高的黄沙与屋顶平齐，沙子与屋顶之间挖出了一条隔离沟，但有的地方还连在一起。屋顶上也被清理过，但瓦楞之间仍有一层沙子，还能看出沙子上房的痕迹。
　　屋里墙上水渍斑斑，许多东西发了霉，这一切都是沙子包围了后墙屋顶，下雨时水浸过来造成的。女主人周庆容也谈起了前不久朱总理来时与她亲切交谈的情景。在榔头沟村，每家每户的屋后都专门修有一条防沙坝，每隔几天就得清理一次，否则刮上两次风就得和周庆容家一样。周庆容家造成这样的结果一是由于丈夫出外打工，再者房子靠近村边，靠一个女人实在清理不过来。

小坝子乡的党委书记张凤桥也接受了记者的采访，据他介绍，榔头沟造成这样的现状主要是人为的原因，教训太深刻了。早先，榔头沟是一个林木茂密水草丰盛的地方。50年代后期，“大炼钢铁”时砍掉了大批树木作了烧柴；60年代，木炭平调支援北京，林木几被伐光；
　　70年代，“农业学大寨”大量垦荒；80年代，发展私有经济，村民大量养羊放牧，又使仅剩的植被遭到毁灭性破坏；进入90年代，这里的土地沙化日趋严重，到了近两年再想控制已经晚了。张书记说，祸是自己惹的，但单靠小坝子乡已是无能为力了。
　　朱总理来过后，这里已经开始大规模的治沙工程，村民从远处运来黄土垫在沙化的土地上，然后在上面种草植树，其他尚未沙化的地方也已开始退耕还林还草。
　　发人深思的是，村民们说垦荒时土地每亩每年产值300元左右，垦荒3年后土地就基本上不长庄稼了，而现在治理一亩沙化土地大约需花费1000到2000元，而且需要10年或更长的时间才能见到效果。村民们说现在治理荒沙就是还过去的债，老天爷要索还十倍百倍的利息。
　　离开榔头沟，村民们把我们送出老远。我们直奔塞北重镇张家口。

路不太好走，有一段盘旋的山路越来越陡，老田的1号车水温太高不得不停下来。为了尽快把水温降下来，宫布·扎西和日尕也够绝的，竟把纯净水倒在发动机上散热，造价真高。
　　到了山顶，海拔表显示，已将近1900米，转过一个山头儿景色忽然大变，一片片的蒙古包，大批的羊群、马群，肥美的草地间点缀着些白桦树，真有点儿世外桃源的感觉。这里就是著名的丰宁坝上，路边不断有正在建设或已经建好的度假村，看来这里已成为名副其实的旅游胜地。
　　车过大滩镇，走了30多公里的土路，4辆越野吉普车扬起滚滚烟尘，倒比在公路上行驶多了一些威风，很有一些西部片的感觉。车过沽源、张北，傍晚时分抵达塞外名城张家口。
　　入住张家口迎宾馆，听说毕竟在那段颠簸的土路上光荣负伤，有幸被颠起来的摄像机电池砸中胳膊。路上还有一事值得一提，进张家口之前，发现前面有摩托车载一庞然大物，近处一看，后座上一毛驴是也。真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第3天，5月30日，吃顿饱饭不容易

　　从张家口出发，只想睡上一觉，在车上打开笔记本电脑，把第1天的日记补上，又眯了半个小时。激灵一个冷战醒过来，想起还没跟内蒙方面联系，一哨人马到了呼市安排不好我岂不有罪。与内蒙自治区办公厅的周处长刚通上电话，刚告诉他我们下午到呼市，手机信号就没了。没办法，这是坝上高原，比不了大城市。
　　放下电话，司机刘师傅告诉我刚才又看见一个人用摩托车载了一头牛，真遗憾又没能拍下来。
　　高原的气候变化无常，一上午就碰上了3次雨，还都是“太阳雨”。不远处就是蓝天白云，雨点儿就是噼哩啪拉地往下砸。中午，车到集宁市，碰上修路，只好绕道行驶，在集宁吃中午饭的计划落了空。12点半，车队停在路边等待与台里做电话采访，再往前走，手机信号肯定没有了。风太大，老田躲在路边的大石头后面打电话。我与后方记者庾慧明通话时，几个人围在我身后挡风，后来干脆拿了件防寒服罩在我的头上，没想到原本打算到可可西里才用的防寒服现在就派上了用场。打过电话继续前行，一边搜寻喂脑袋的地方，没想到这条路竟如此荒凉，直到下午2点的时候才见到一个路边小店。黑乎乎、又膻又咸的菜端上来，大家不仅暗皱眉头（反正我是这样），亏着有一盘黄瓜蘸酱，黄瓜还挺新鲜。不约而同，大家都朝着这盘黄瓜下手，一边吃一边还争论是不是当地产的，争论的结果没出来，一致的意见却是“老板，再来一盘儿”。车到旗下营（地名，呼市东50公里），再次和周处长取得联系，约定5点半在呼市宾馆见面，随后又一并把内蒙古电视台的塔娜主任也约到宾馆，心里总算踏实了许多。
　　呼市宾馆标间200多元的价格，竟然还是里外套间。第二天还要往中央电视台传送节目，晚上正好可以在宾馆外间儿编节目。在丰宁小坝子乡的采访，我说编一条消息，但毕竟坚持要编成专题，我们商量了一下结构，由她先来，我去往网站上发消息。凌晨3点半的时候，我看她坚持不住了，这时她刚刚完成一版12分钟的粗编。虽说毕竟号称“女拼命三郎”，但几天来的连续行车采访，晚上再熬夜加班，她想撑也撑不住了。把毕竟劝回房间，我继续编辑。重新调整了一下，缩成7分多钟，又整理出稿子。看看表，已是31日凌晨4点半了。

第4天，5月31日，呼和浩特：第一次传送节目

　　上午9点，“拯救藏羚——环保西部行宣传活动”在呼和浩特市新华广场隆重举行。
　　新华广场属于呼市城建部门，一大早就有20多名工作人员帮我们布置会场，我们的宣传活动就安排在新华广场的正中临街位置，前面就是高高飘扬的国旗。大型的充气拱门两边还有充气的华表，中间拱门上的横幅书写着“拯救藏羚——环保西部行”，两边华表各有一道竖幅，分别写着“再造西部秀美山川”和“内蒙古人民支持环保”，内蒙古方面的周到安排的确出乎我们的意料。
　　整个活动气氛非常热烈，内蒙古林业厅的张厅长也前来参加了宣传活动，他详细听取了野牦牛队负责人、西部工委梁银权副书记和环保志愿者张海桥、陆向前介绍的可可西里反盗猎情况，并对野牦牛队和天津各界群众的环保热情给予高度评价。
　　新华广场是呼和浩特最繁华的中心地带，过往群众对展览非常感兴趣，许多市民都对天津人到内蒙来搞这样的环保宣传表示钦佩。他们说，可可西里的藏羚羊值得关注，内蒙古的土地沙化也同样值得关注。前些年，内蒙古在经济开发过程中破坏环境的教训太深刻了，这次西部大开发，再不能走以前先破坏后治理的老路了。内蒙古电视台、内蒙古广播电台、《内蒙古日报》等各媒体都对这次宣传活动进行了采访。
　　下午，老田、毕竟、董国旭到离呼市100公里的薛家湾电厂去采访，我到内蒙古电视台传送节目，提前问了他们只有DVCPRO的机器，而我们拍的都是BETASX信号，只好把便携式编辑机也背了过去。虽说是便携式的，可也足有20公斤。
　　第一次传送节目没有经验。传送要求只能有一个声道，我们的编辑带却都是双声道，正好是中午休息，也找不到地方用调音台再和一遍轨，时间又紧，与中央台约定的传送时间马上就到，我真是急坏了。这台便携式编辑机我也没用过，临来之前刚刚从体育部借的。价值70多万的家伙没有几个开关按钮，全都是菜单式设置，我手忙脚乱地从编辑机菜单里一层一层的寻找，用半瓶子醋的英语连猜带蒙。谢天谢地，总算找到一个把放机一二声道和入录机1声道的选项，完成传送任务。如果找不到这个选项，任务完不成不说，在内蒙古同行的面前脸面可不大好看。
　　8点多的时候，老田、毕竟和董国旭回来了，听说他们费了好大力气才谢绝了人家的晚饭邀请。其实，我明白主要还是带队的老田不愿意晚饭后走夜路，他担负着保证大家安全的重要责任。老田说，今天他们来回过了两次黄河，黄河水少的简直惨不忍睹，挽挽裤腿就能走过去。梁书记不信，“不可能，叫你说的，那也是黄河哩。”梁书记是陕西宝鸡人，在青海呆了30年，口音也是“两掺和”。反正第二天还要过黄河，到时自有分晓。
　　晚上，大家在路边吃了一顿内蒙古风味的砂锅。回到宾馆，我继续整理照片、写行程日记。我一边打字，一边还听着电脑上自带的CD，外加把电视打开。我喜欢“乱”的环境，觉得充实。这两日欧洲杯鏖战正酣，屏幕上大腕儿们来来往往，少不得键盘上敲上几句便抬头望几眼。南斯拉夫被以前的“儿子”斯洛文尼亚上半场狂灌三球，下半时又在7分钟之内悉数扳回，这样的奇迹我也与全世界的球迷一块儿共享了。

第5天，6月1日，屋漏偏逢连阴雨

　　早晨7点半从呼市宾馆出发，向西走呼包高速公路，到包头转向南，过浮桥渡黄河。


　　“可怜”的黄河


　　黄河水面只有六七十米宽，南边裸露出大片河床，看来也跟老田昨天说得差不多。露出的河床还是湿的，但表皮已然开裂，横竖交叉的裂纹把河床分成了无数个菱形块儿。我们走上去拍照，脚下留下淡淡的痕迹，身材较胖的梁书记却几乎陷进去。这是我第一次接近黄河。
　　虽然以前见过不少黄河断流的报道，有些心理准备，但眼前的黄河却无论如何也不能与心中那条代表中华精神的母亲河等同起来。往南走，几公里之内都是黄河河床的痕迹，那肯定是黄河发威时留下的。
　　今天要到恩格贝去采访治沙工程，原说10点多就能到达，办公厅的周处长也与对方打了招呼，可路上车胎打气、加油、修车、拍摄，耽误了不少时间，到了达拉特旗已经10点多了。
　　恩格贝就在达拉特旗的辖区之内，周处长说恩格贝离达拉特30公里，可下车一打听，有说70公里的，还有说40公里的，我们也迷糊了，走着瞧吧。
　　路非常难走，断断续续有柏油公路，越走沙漠越多，不时看到有车陷在沙子之中，好在我们都是吉普车，有情况拉上前加力，一冲就过去了。


　　人与沙交战


　　将近12点的时候到达恩格贝，场长和办公室主任已经等候多时了。原定上午采访、下午赶往乌海的计划肯定泡汤了。人家的午饭已经准备好，大都是一些沙漠之中的野菜，我们没法儿推辞，只是不要酒，就想利用吃饭时间了解一下恩格贝的情况。
　　恩格贝，位于内蒙中部库布其沙漠之中。最初建立时，恩格贝是想建成鄂尔多斯羊毛衫的养羊基地，后来种草植树改造沙漠的初步成功，尤其是日本老人远山正瑛扎根在此治理荒沙使恩格贝名声大振。养羊对植被有明显的破坏，鄂尔多斯公司后来也退出了，现在，这里是一家国家的林场。恩格贝一共有30万亩的沙漠，10年的治理已经有12万亩变成了绿洲。
　　林场的所有人都对远山正瑛先生尊敬有加，这位已经94岁高龄的日本老人从1989年开始就一直在恩格贝种草植树，在它的感召下，每年都有近1000名日本人来这里参加治沙，老人一年中回日本的时间不超过10天。我们到的时候老人正在午睡，尊重林场方面的意见，留下毕竟、董国旭等老人醒后进行采访，我和老田以及野牦牛队队员由办公室的王主任陪同到沙区拍摄。
　　以前肆虐的沙漠，现在已经披上了层层绿色，一排一排的杨树之间种植了葡萄和蔬菜，更多的地方都是一排一排的小树苗。据介绍，林场已经形成良性循环，已经治理好的土地的收入再用来治理新的沙区，几百名员工的收入也都是自己解决。林场利用大沙漠中一个神奇的泉水，以“恩格贝沙漠泉”品牌装瓶销售，据说收益也不错。在泉水旁边，王主任特地让我们拍摄一株杨树，据说这是恩格贝人来到这里时，30万亩荒沙上留存的唯一一棵树。现如今，恩格贝的树木已经有几百万株。
　　在沙漠泉旁边，我们还见到了一处当年日本侵略者杀害中国人的屠场，那块土地非常坚硬，也非常奇怪，好像有一种石灰类的东西在里面，别处都变成沙漠，而那块土地却保留下来。100多平方米的范围内到处都散落着人体各个部位的骨骼，有些地方颜色比较深，能看出人形。据说也是埋过人的地方，就像化石一样，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谁也说不清。据当时幸存下来的人说，至少有四五百人在这里被杀害。
　　王主任还带我们到了恩格贝人与沙漠交战的前沿阵地，几年前种下的树被沙丘吞噬，现在只留下树梢露在外面，爬上十几米高的大沙丘，碧日黄沙一眼望不到尽头，景色倒是非常之壮观，在风的吹拂之下，细小的沙粒在沙丘表面形成一股股沙流，巨大的沙丘就是这样缓缓移动。在这里还听到另外一个不幸的消息，今春华北地区的沙尘暴，这里也是沙原地之一。
　　据说日本也受到了中国沙尘暴的影响，日本科学家经过化验，证明沙子就是从库布其沙漠吹过去的。恩格贝的范围内还有20万亩的沙漠需要治理，但治理难度却越来越大，沙丘越来越大，水源却越来越远。


　　有魔力的远山正瑛

　　3点多钟回到场部，见到毕竟极其兴奋的样子，一见面就说采访远山老人特别成功，老人现在一般不接受采访，听说我们是专门进行环保宣传才破了例。老人很健谈，见解独到深刻，她自己也深受感动。最后，她还把印有环保西部行字样的帽子和文化衫赠送给了他，老人还专门询问了藏羚羊保护现状，并对我们此行称赞有加。
　　我们到的时候正好老人要去沙地上干活，我也正好拍些镜头。94岁的老人和十多个年轻人一块儿登上一辆柴油三轮车，没有丝毫的特殊。指挥那些年轻人干活的时候，可能是老人所会的中文有限，发出的指令都是“哼”、“嗨”之类的呼喊和一些有力的手势。拍摄的时候，我觉得特写镜头最能表现这位老人，无论是深邃的目光、沟壑纵横的面部还是充满褶皱的礼帽、打了补丁的工作服、漏了一个窟窿的雨鞋，另外，还有腰间挂着的各种工具，都让我对这位来自异邦的老人有了更深的感受。有一段时间，老人的手一直在胸前摸索，我不知道他要做什么，足足有七八分钟老人从胸前口袋中摸出一支皱皱巴巴的香烟，那只烟没有过滤嘴儿。老人慢慢把烟放在嘴上，一只手又去胸前摸索，另一只手继续指挥大家干活儿，放在胸前的那只手又是许久没出来。正好我口袋中有一个打火机，上前去给老人点上烟。靠近老人的时候，我觉得身上有一种异样的感觉，这位十几年在中国治沙的世纪老人身上似乎有一种魔力。


　　西部行车队“消失”了


　　从恩格贝出发已经是下午4点了，这儿距离预定的住宿地点乌海还有500多公里。恩格贝没有手机信号，一直也没办法与外面联系。走出恩格贝开始着急，晚上吃住怎么办呢？向南走出200公里，我们到达东胜市，从洒满煤灰的马路上可以判断出这是一个煤矿城市。总算有手机信号了，先与周处长联系，他说已经通知了乌海市政府，算了一下行程，他说，得晚上10点钟到，让我直接与乌海的顾处长联系。过了东胜，我们沿109国道转向西行，路面是新铺过的，路边还有些工人在干活儿。打顾处长的手机一直不通，再往前走，几百公里全是荒无人烟，干脆哪儿也联系不上，着急也没有用了。
　　3辆吉普车几乎是以极限的速度向前奔驰，速度表的指针经常超过100的位置。目送着正前方的太阳一点点落下，我1公里1公里地数路边的指示牌儿，心里祈祷着早一点到达。
　　但距离乌海200多公里的时候天就完全黑了，老田的打头车也只好把车速放慢。没想到走着走着2号车又出了毛病，发动机发出吱吱的怪叫声，一片漆黑之中，摄像用的电池灯成了修车的工作灯。原来一路颠簸，固定空调压缩机的螺栓不知什么时候颠掉了。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找不着合适的螺栓，后来干脆用一根铁丝绑上，把连着发动机的皮带也摘掉了。好在这边天气凉爽，空调也用不上。
　　到棋盘井已是夜里11点，这里距离乌海40公里，一打听前面还修路，当时心里都凉透了，我们又不敢随便找地方住，车上还有价值将近200万的设备呢。越是着急，肚子还跟着添乱。中午吃下去的野菜经过11个小时早已不知去向，更甭说还有吉普车一直以外力辅助胃肠蠕动。正着急的时候，电话铃响，是我们的女主持人张卉从天津打来的，她老家就是乌海。
　　电话里她的声音比我们还着急，一点儿也没有播音时的甜美，她说她父亲从上午9点就等着接我们，一直也联系不上，大家还以为我们出了事，都急坏了。她还告诉我沈国华主任也一直没休息，等着我们的消息，找不着我们都快急疯了，他们俩已经通了十多次电话了。先给沈主任报了一个平安，电话里就能听到他长舒一口气。赶紧又想办法打听道路，挺晚的了，街上没什么人，总算有明白人说有一条路多绕10来公里能过去，谢天谢地，整整12点到达乌海。
　　眼前的“遭遇”让我们又是麻烦又是惊喜，一天来的辛苦也不翼而飞，不仅张卉的父亲准备了两桌丰盛的饭菜，乌海市政府接待处也准备了晚饭一直等着我们，弄得我们也不知如何是好。最后的结果还是去了张卉爸爸那里。
　　凌晨2点，“晚”饭结束，最后还与卉卉爸爸约定早上5点拍摄黄河日出。